天富|三位大学者与湖南私立文艺中学

原标题：张舜徽、张忠培、钟叔河，三位大学者与一所名中学

在去湖南档案馆的路上，怀着雀跃而期待意外之喜的心态——我这样一位初浅的学生，在湖南私立文艺中学的档案里，也可能发现一点什么有趣的东西吧。湖南私立文艺中学，就是教育家曹典球（1877-1960）所办的学校。我对于这所中学，原先并不了解。后来着意研究现代版本目录学家叶启勋，才与这所学校发生缘分。叶启勋是叶德辉的侄子，一生落拓，好在有曹典球护持，而长期执教文艺中学，渡过艰难岁月，最终护持数万册古籍上缴国家。曹典球的仁德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曹典球

曹典球卒于1960年，民国时期曾任湖南省教育厅长、湖南大学校长，一生最辉煌的事业却在创办文艺中学。这所中学1923年创办，1951年上交国家，近三十年间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材。我曾在钟叔河先生念楼，听他谈起文艺中学的往事，谈起国文教师叶启勋苍白的脸色和乱糟糟的头发。钟先生说自己从前名叫钟雄，倘若我去档案馆查资料，当以这个名字为线索。

档案馆的材料虽然冰冷，却凝固了许多抹不去的历史痕迹。翻检文艺中学的档案，我不仅找到了钟雄的成绩单，也一并发现了著名学者张舜徽（1911-1992）和考古学家张忠培（1934-2017）的材料。这些材料也许有补于人物研究和教育研究，姑且做一些抄录吧。天富娱乐平台

钟叔河、张忠培的成绩单

钟叔河先生1947年考入文艺中学读高中，因其父钟佩箴曾与曹典球同事，故曹典球对他关切有加。那时钟叔河爱国心切，常参加游行活动，故1948年端午节，曹典球有诗赠他：“救国深心托九歌，欲征将士荷吴戈。楚虽三户亡秦必，何事怀沙赴汨罗。”大有箴劝之意。那年寒假，钟叔河去校长室辞行，曹典球又写了一联《自遣一首赠钟生》赠他，联云：“无聊只自钻牛角，知味何曾食马肝。”可见曹典球的用心。

钟叔河

钟先生常说自己志不在学文，倒是课外书读的多。1949年，他便从文艺中学辍学，成为《新湖南报》（即今《湖南日报》）的一名记者。一般人恐怕以为钟先生读书时成绩不佳，急匆匆去参加革命了。实际上钟先生中学时成绩很不错。翻阅《湖南私立文艺中学高卅八、卅九班学籍册》，可见钟先生1947年秋季至1948年秋季三个学期的成绩单。三个学期的国文成绩分别为78、80、81，而历史则是97、97、100，生物是92、92（第三学期未考），数学是68、71、92，地理是85、90、98，三年的平均分分别是84.1、84.4、84.2。钟先生的成绩委实不坏，三年间获得过丙等奖励一次、乙等奖励一次。钟叔河曾自诩功课“年年都是前三名”（钟叔河《我与曹家》），并非虚语。钟先生后来常说自己年轻从未想过以文字为职业，而愿意进大学学地理或考古，这或许也与他从前历史、地理这些科目的成绩好有关吧。天富娱乐平台

档案里不仅记载了钟先生的成绩单，学号“3860”，还记载他家那时的住址，是“长沙岳麓山朗公庙七号”。这些年钟先生在写自传，他的记忆力惊人，年轻时见过的人、经历的事，他常能精确描绘。当我把他的成绩单复制件交给他时，钟先生显得十分高兴，毕竟七十多年前的考试成绩是不那么容易记得清楚的。

于今“考据学”复兴，肯于钻进故纸堆翻检档案，似乎总有意外之喜。我的湖南省档案馆之旅，自然也别有所见。张忠培先生的入学信息和成绩单也就在无意间映入眼帘。好几年前，我就听故宫博物院的赵中男先生谈起过张忠培，知晓张先生在特殊时期予故宫以特别的保护，自此钦佩在心。这回见了档案，止不住欣喜。

张忠培

据《湖南私立文艺中学卅七第二学期初中第五十三班新生一览表》记载，张忠培先生的学号是5324。年龄：十三岁；籍贯：长沙；入学年月：卅七年二月；入学资格：私立豫章小学毕业。这是张忠培初中一年级在文艺中学的登记信息。而他这一年第一学期的成绩是：公民60、国文70、数学81、生物80、历史65、地理60、英文66、图画63、音乐60、童军60，平均成绩66.5，操行甲等，体育成绩62。第二学期成绩为公民40、国文67、数学73、生物86、历史70、地理58、英文76、图画60、音乐75、童军69，平均成绩67.4，操行乙等，体育成绩67。从登记的年龄来看，1948年张忠培是13岁，而张先生自称是1934年出生，按理这年应当是15岁，何者为是？且再看看《私立豫章小学高小部第28班学生一览表》（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填报），这张表格显示张忠培信息为，“十一岁”，入学年月：三十五年二月；编制：多级复式；年期：五年一期；学历：本市丽泽小学四年二期修业；备考：证件逃难遗失。豫章小学位于长沙市城西区第一保铜铺街一号，1946年春刚复校，是一所主要招收江西籍学生为主的小学。张先生若是1934年出生，本年年龄应当填写为“十三岁”，否则，学籍上的年龄当是故意填小了，颇类似古代读书人的“官年”现象。天富娱乐平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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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世纪史专家帕特里克·格里（Patrick Geary）在《历史、记忆与书写》中曾说：“人们相当喜欢那种连续性的故事，这种故事比较有吸引力。”断烂朝报式的档案本身很难折射绘声绘色的历史故事，有时甚至要“斫伤”一些故事。透过上面这些中小学档案信息，重温张忠培的访谈录（见《记忆：北大考古口述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）的内容，有些事实可以稍稍厘定。访谈中张先生说：天富娱乐平台

我在进高中之前在长沙市文艺中学念初中。这所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，算是长沙市的一所中等水平中学。

47年我小学毕业了。我实际上念了五年半的小学，初小四年级我只念了一期，跳级到了高小。

我大约读过很多小学。我在长沙市至少读过四个小学，我发蒙的小学是孔道小学，之后是丽泽小学，豫章小学，还有一个叫城西二校，后来又回到豫章。

到了中学，我就想好好念书，一心一意读书。中学主要是读好三门课——数学、英语、国文，现在叫语文，早上起来就背英文，国文，晚上就做数学习题。我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的。

综括看来，张先生的确曾读过许多个小学。他在丽泽小学读完初小四年级念了一学期，就以抗战逃难丢失证件为由，而直接进入豫章小学读高小五年级。此后他曾读过“城南二校”，最后在豫章小学毕业。张先生的记忆力大体看也十分准确，不过少年时学籍上改年龄的事他应当记不清了。至于他在中学时期的成绩，曾经用过功的数学、英语、国文三门课程看来都不甚佳。天富娱乐平台

张舜徽执教文艺中学的记载

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·希尔斯（Edward Shils）在《论传统》一书中说：“在知识界要当‘反动分子’，便需要有非凡的才智和勇气，甚至还需要一定的蛮劲。”在传承古典学问的道路上，张舜徽先生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。章开沅晚年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华中师大校园生活时，脑海中始终浮现“昙华林澡堂里晨昏伏案撰著的张舜徽先生”，这一场景给他深刻的启示，以至于他动情地写道：“当我年老之后，总喜欢告诫青年：即使社会病态，也不要随波逐流；处在人生最低谷时，不妨充实自己。”（《章开沅口述自传》）

张舜徽

张舜徽先生幼承庭训，1929年以后出游长沙，1930年在北京随侍姑父余嘉锡，1932年返回长沙。据其《八十自述》云：“弱龄还湘，为中学师。讲授之余，伏案不辍。教学相长，期于积微末以至高大。未几而倭寇入侵，流离转徙，生资荡然。从行惟骨肉数口，旧书一囊耳。身历百艰，仅得不死。年过三十，始都上庠，四方奔走，由是历丁壮迄乎耄耋，以教学终其身。”这段论述勾勒出张舜徽1932年以后大致的生活线索。据周国林《张舜徽年谱简编》载其1932年至1940年事云：“自京还湘，初入长沙文艺中学任文史教员。后又在兑泽、雅礼等中学任教。”1941年至1943年事则云：“任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。”然而，翻阅《湖南文艺中学教员一览表》，则事实恐怕略有出入。天富娱乐平台

《湖南文艺中学教员一览表》记载数份张舜徽的信息，其中一份1937年的表格记录信息综合如下：张舜徽，男，年龄：二十七岁；籍贯：湖南沅江；学历：北平中国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；经历：历任兑泽中学国文教员；职务：教员；担任学科：国文；每周教学课时数：10；月薪：58元；专任或兼任：专任；到校时间：二十二年九月。另一份张舜徽26岁时的教员信息表还记载他所教的两个班级“高九班、初十九班”。不过1936年第二学期，张舜徽在文艺中学教授国文课又是“兼任”。1938年第一学期的履历上增添“历任兑泽、雅礼国文教员”，并备注“二十七年九月离校”。1941年的教员表中又有张舜徽的名字，履历称“曾任湖南各高级中学国文教员十余年”，备注称“三十年九月到校”。1942年以后教员表中已无张舜徽名字。由此看来，张舜徽1932年回湖南以后，曾在兑泽中学任教，1933年9月开始主要在文艺中学任教，1936年开始，也在雅礼中学任教，不过仍在文艺中学兼课。1938年9月，张舜徽离开湖南文艺中学。综合其他资料，知张舜徽此时随着长沙兑泽中学沿澧水迁移，最终抵达大庸（即今张家界）。1941年9月重新回到文艺中学任教一年。在文艺中学任教期间，张舜徽的薪水并不低。同期刘永济的弟弟刘永湘（字莞庵）每周授课4小时，月薪28元，每周每课时7元，而张舜徽的每周每课时收入是6元。而曹典球的儿子曹修幹（毕业于美国阿柏林大学、曾任湖南大学英文教授）每周12课时，月薪也才57.2元。天富娱乐平台

参考张舜徽《壮议轩日记》，可知文艺中学档案的记载不误。张舜徽《壮议轩日记》“居湘编”开首即云：“余自丁丧乱，萍梗异乡，忧患叠经……去夏自大庸言还故居，方拟闭户读书，遂吾初愿。而长沙曹耔榖先生情意厚于反复，坚挽以来至杨滩，非所乐也。既税驾斯土，讲论粗安，诸生相濡，差能不倍。……无锡钱子泉、衡阳马宗霍两先生主讲国立师范学院，过采虚声，谬加招揽……院中定于八月初十日（太阳历九月十九日）开讲，余以初八日襆被入院。由杨家滩至蓝田不五十里，余一人肩舆以往。”这是1942年的事情。我们由此知道，1941年9月至1942年8月期间，张舜徽都在播迁至杨家滩的文艺中学教书，1942年9月以后方才任国立师范学院讲师。天富娱乐平台

此外，可值得注意的是，近人常常以张舜徽没有上过学为例，来说明成才与否关键在自己的努力。如刘道玉认为“华中师范大学的张舜徽教授，一天学堂都没有进过，完全靠自学，他是继章(太炎)黄(季刚)国学大师之后，与台湾钱穆一并被公认的国学大师，而钱穆先生也只是中学毕业生,他们的成才经验是值得我们大家借鉴的。”（刘道玉《刘道玉演讲录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377页）“这样一位知识渊博、著作宏富、赢得国内外学者赞誉的教授（指张舜徽），竟没有上过任何学校，完全是自学成材的。”（吴志根《志当存高远——访历史学家、文献学家张舜徽》，载《吴志根作品集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59页）然而翻看文艺中学的档案，明白记载张舜徽毕业北平中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彼时湖南教育厅对教师资格审查十分严厉。如同在文艺中学任教的叶启勋因早年学校毕业证件丢失，即受到严格审查，经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、长沙市长何元文审定方才过关。故而可初步推断张舜徽1930年赴北京时，当在北平中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求学过。指出这一点，固然可能使张舜徽的传奇减色，对张先生的学术成就，却可说是丝毫无损的。天富娱乐平台

希尔斯曾说，“记忆是个贮藏器，它收藏着人们过去的经历，以及人们从载入史册并被牢记的他人的知识。”然而记忆有时会走样。正如沃尔特·米莱恩（Walter Melion）等人所揭示的那样，“记忆是社会的产物，并通过‘表征’来运作。”选择性遗忘原本是记忆缠绕前进的通常方式，故而孔子很早就通过文献是否足征来判定历史能否复原。对今天的研究者而言，于枯燥的档案中遇见所要遇见的材料，于文献的细缝里爬梳得一点所谓事实，往往收获由衷的欣喜。这种故纸堆赐予的馈赠，在新时代的考据学的复兴潮流下，实在很难谈得上甜蜜。只是拂去历史的尘埃，老老实实抄撮资料，使后来人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，这种朴学总归不坏。而我在此间下笔千言，不过意在使人知悉：在湖南，曾有一所文艺中学，一些有名的、无名的人曾与它有关。